汤志钧，1942年生，著名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任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史学学科规划成员，任《辞海》编委，主要著作有《戊戌变法史》 《近代经学与政治》 《章太炎传》 《康有为传》等，编有《章太炎年谱长编》 《康有为政论集》 《陶成章集》等。他还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是学界公认的戊戌变法和经学史研究专家。

汤志钧出身于书香门第，从小受到旧学的熏陶，由母亲教他学习唐诗、四书。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常州沦陷。第二年中学复课，汤志钧不愿意接受奴化教育，开始跟随贺怀伯学习国学，研读了《左传》 《史记》 《尚书》等。经过两年多的学习，他打下了坚实的国文基础。之后他在父亲的授意下，前往当时已在上海租界内复校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学习，寄住在姑母家。第一学年结束时，就取得了全校总评第一名的好成绩。第二年要分科系，本来想读文学的他，因为觉得自己诗歌不如人，而且“生性拙朴”，就选择了学习史地，从此，决定了他一辈子与史学与经学为伴的命运。

常州在清代学术鼎盛，汤志钧受到家乡兴学的影响，也开始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当时，无锡国专有很多名教授来兼课，其中吕思勉教授的史学讲座，周谷城教授的《中国通史》，周予同教授讲《群经概论》等，都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使他更加坚定了研究学术的志向。为了打好写作基础，他经常到距离住所十里之外的鸿英图书馆读书，不论严寒酷暑，都坚持徒步往返。在这段时间里，他开始为刘师培的《经学教科书》第一册做注释，收集了近百万字的资料，积累了研究经学史厚实的素材。抗战胜利后，他到上海进入复旦大学，又读完了国专未修的课程，1947年毕业。

汤志钧许多关于戊戌变法的论文和著作，都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他回到常州期间写出来的。1951年，他回常州任中学历史教师，并担任市历史教研组长。这时候他坚持一边教书，一边开始了戊戌变法和古文经学的研究。1953年他陆续发表关于戊戌变法史研究的论文，1955年第一本论文集《戊戌变法史论》由上海群联出版社出版，此书集中体现了他在这一时期对于戊戌变法史的研究成果。

1956年底，经吕思勉和周予同教授推荐，通过国务院招聘委员会的招聘，汤志钧调到了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处任职。1958年，上海历史研究所由中国科学院改属上海社会科学院。同年汤志钧参加了《辞海》编订，协助周予同教授编写中国经学史条目，并合属发表了多篇经学史研究论文。在编订《辞海》的几年中，他还将古文经学大师章太炎圈点过的《太炎文录》进行了整理和校勘。1961年完成了《章太炎政论选集》的手稿，同时他撰写的《章太炎年谱长编》于1979年出版，此书成为研究章太炎经学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

汤志钧的学术研究之路并不一帆风顺。“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因为与周予同教授合撰的《博士制度和秦汉政治》 《王莽改制和今古文问题》等文章被批为“大毒草”而遭到批判和抄家，还被下放工厂劳动。但他并没有因为一时的困难放弃学术研究，而是悄悄地用最简洁的文言文写了大量札记，为以后的研究打基础。直到1972年，他开始参与《宋史》的标校整理工作，逐渐回到学术研究领域。1978年上海社会科学院恢复，他被调回历史研究所，任中国近代史研究室主任，1982年任副所长。之后又先后赴香港中文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东京大学等著名大学讲学，与港台同胞和国际学者开展了广泛交流。1985年，他与日本学者近藤邦康合著，出版了日文版著作《中国近代の思想家》，成为了中日学术交流的重要成果。

汤志钧在学术研究上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所有著作和论文都是在积累大量资料的前提下，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力求真实可靠，为我国的近代史和经学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史料。1989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他所著作的《近代经学与政治》一书。该书介绍了经学在近代的演变情况，探讨了近代经学与近代政治的相互关系，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图文并茂，具有一定的科学性、理论性和知识性，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著作。1995年台湾大安出版社出版了他所著的《经学史论集》，收录了中国经学史的相关论文16篇。2011年出版的《梁启超其人其书》，也是他倾近30年心血研究梁启超的最新成果，是让读者了解研究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的一部重要著作。

从1955年至今，汤志钧所编写出版的著作，几乎都是关于戊戌变法史和经学的内容，这不仅是出于他本人对这一领域的兴趣，更是他治学持之以恒、锲而不舍的体现。他在自传中写道：“科学是无止境的，而人生却是有限的，只能珍惜有限的时间，坚持进取的方向。不管在什么条件下，什么环境中，只要持之以恒，我想总能发出应有的光彩的。”这不仅是他从学术研究几十年的态度的真实写照，也是对青年学者治学方法的指导和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