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湾走了三年了,他是三年前的2019年初夏时分走的。石湾年长我六岁。他是文坛的一员老将,可以说是新时期以来文坛建设与发展的参与者和见证人,很多新老作家得到过他的支持和帮助,我是其中之一。记得我和他第一次见面,是上世纪70年代末,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我们两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那时,他在《新观察》杂志当编辑。《新观察》的老摄影家张祖道先生在我们促膝交谈的时候还抓拍了一个镜头,成为那个除旧布新时代难得的纪念。

　　那时候,我初学写作,刚刚发表作品,只是一个雏儿。石湾鼓励我写下去,并希望我能给他们《新观察》杂志写稿。他还专程到我家找我,我家住在洋桥,很偏僻,过陶然亭,往南只有一条白杨夹道的小路,还要过一个铁路岔道口。他是骑着自行车从北城到我家的,这一路不近,见到他一脸汗珠出现在我家门前,我心里很感动。我知道,那么远,他来我家,不是为串门,是鼓励我坚持写下去、写好一点儿。他似乎比我自己还要相信,我可以写下去,而且,能够写得好一点儿。在我最初的写作生涯中,给予我真切关心和鼓励的,除了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前辈叶至善先生、《北方文学》编辑鲁秀珍大姐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胡容大姐、吴光华先生,就是他——石湾了。

　　几年后,1986年初,我写完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我们曾经相爱》。那是我读完雨果的长篇小说《九三年》之后,有感而发,写我从小居住的粤东会馆大院里发生的故事。我觉得稍稍能够拿得出手,将其交给了石湾,希望没有辜负他对我一直以来的鼓励和希望。那时,他调到作家出版社做编辑室主任。他很快读完我的书稿,觉得写得不错,可以出版。可是,到我家签约并交谈书稿具体出版事宜的,并不是石湾,而是新到他们出版社的杨德华。听了杨德华的讲述,我才知道,因为杨德华初到出版社,人生地不熟,石湾便把自己的资源给了他,让他能够立刻上手工作。我这部石湾已将审定完的书稿,便交到杨德华的手里,由他做责任编辑。我不由得感慨石湾的为人善良与厚道,以及对年轻人无私的帮助。我真的很幸运,在我初涉文坛时遇到的编辑,无论叶至善或吴光华先生、鲁秀珍和胡容大姐,还是石湾,都是这样的人。

　　其实,得到石湾这样关心和帮助的作者,不仅我一人。当年,粉碎“四人帮”之后,汪曾祺先生发表的第一篇小说《黄油烙饼》,便是经石湾之手,刊发在《新观察》杂志上的。那时候,汪曾祺先生尚未爆得大名,《新观察》的领导戈扬老太太没有相中汪曾祺和他的这篇小说,小说差点儿被她毙掉。为此,石湾和戈扬老太太大吵一架,最后小说勉强发表,却被排在杂志的末条最后几页,让石湾气愤不已。如今,这样为一位作者的一篇小说敢于和自己的顶头上司拍案而起的编辑,很少见到了。

　　莫言的第一本书《透明的红萝卜》,也是经石湾之手编辑出版的。据说,石湾约莫言到作家出版社商谈这本书的出版时,莫言不敢相信自己能够出版一本小说集。那时,石湾组织了一套“新星丛书”,一出二十多本,几乎囊括当时所有的文坛新秀,莫言是其中之一。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从来都是做编辑的两种路数。

　　我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和石湾在同一座大楼里上班,又能在同一座宿舍楼里居住。那是我调到《人民文学》杂志之后,我们的来往便多了起来,常会在办公楼的电梯间相遇,或在宿舍楼外散步时交谈几句。流年暗换,不觉之间,我们都在慢慢变老。他早我几年退休。退休之后,除了写作不断,他在老家常州盖了房子,几乎年年都要回乡住一段时间,过着几乎半退隐的生活,“涧深松老忘荣谢,天阔云闲任卷舒”。不过,我看得出,他有些寂寞。我不知道,他当了一辈子的编辑,曾经帮助过那么多的新老作家出过书,那些曾经得到过他帮助和鼓励的人,是否都还能记住他?我想,石湾的经历比我丰富得多,老眼见惯往来人,他或许不会计较这些。不知怎么,想起石湾,杜牧的一联诗有时会掠过眼前:雨暗残灯棋散后,酒醒孤枕雁来初。想起雁来之初,往往只是残灯人散对比之后的感叹吧!

　　总想起这样一件往事。2007年春节,我因车祸脊椎骨折躺在天坛医院的病床上,石湾闻讯赶到医院看我,没想到,他还特意带来了杨德华。那时候,杨德华已经病魔缠身。那一晚,见到他们两人,我心里很感动,想起1986年第一次见到杨德华的情景,一晃二十一年过去了。再想想第一次见到石湾的情景,已经是近三十年的光景过去了。交情最向贫中见,世事常于病后齐。

如今,二位都已离我而去。我常常会想起他们。

（本文作者肖复兴，本文来源于《齐鲁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