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作者：李有华. 原题：承前启后 融会贯通——谭汝为教授的学品和人品 来源：社会科学论坛 谭汝为，1945年1月生，广东新会人。天津师范大学国际教育交流学院教授，任教育部“汉语能力测试学术委员会”委员兼副秘书长、天津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委员；另任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修辞学会常务理事、全国阅读与鉴赏研究会会长、中国民俗语言学会副会长、天津市修辞语用研究会会长、天津市语言学会顾问、天津市地名研究会顾问等学术职务。
谭先生孜孜汲汲数十年，探寻真知，笔耕不辍，著述甚丰。读他的论著，听他的演讲，感受最深的是：其治学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并不拘泥学科畛域之界限。其学术个性：融会贯通，博采约取，卓然自立，自成一格。他是纵横多门学科、才情横溢的学术多面手。修辞学是他研究的起点和主业，但不拘守一隅；擅长打通，在词汇学、语义学、方言学、对外汉语教学、阅读鉴赏、民俗学、天津城市文化等领域都有精深的研究，均取得丰硕的学术成果。 其人性格爽朗，平易谦诚，对前辈学者尊崇备至，对晚生后学则奖掖提携。先生博闻强记，幽默风趣，无论走到哪儿，身边总漾起笑声一片，彰显出无穷的人格魅力。近十年来，他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学术打假事业，以无私无畏的实际行动维护学术共同体的尊严，获得学界普遍的尊重。我们研究谭汝为教授的学品与人品，既是对其学术贡献和品格特征的系统总结，也是在当今学界世风日下的情势下，对年轻学者如何正立直行、敬业乐群的一种倡导。 一、古典诗歌语言研究 在古典诗词曲研究领域，谭先生出版了两部专著：《古典诗歌的修辞和语言问题》和《诗歌修辞句法与鉴赏》；发表论文近七十篇，视野广阔，横跨文学、美学和语言学三大领域。其中《六言绝句散论——兼论诗歌六言句式的起源和兴衰》《流水对辨误》等篇什，属于发前人所未发、疑前人所不疑的专深探究；《古典诗歌教学与语言修辞研究的相济互补》《情真意切，感人肺腑——三首悼亡名作赏析》等篇什，属于应用于教学实践的诗语解析和诗作品鉴；而《诗学四论》《诗歌语言美学丛论》等长篇论文，从语言修辞角度切入诗艺考察，从诗学美学视角展开语言学批评。 其中，关于古典诗歌的语言研究，涵盖语音、词汇、语法、篇章等不同语言因素或语用层面的诗歌修辞现象。现象分析和本质揭示，往往与诗歌的思想感情、体制规约、意象意境、艺术风格、表现手法等相关内容联系起来，不但注意到修辞手法在古诗中的种种特殊表现，而且着力挖掘其诗学价值和审美根源。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观察和阐析，却能发掘、触及某些带本质性、规律性的东西。如《古典诗歌问答体句法研究》，首先对古诗中不同于散文的四类问答变体及其变式语言特点和分布情况等做了细致分析，同时又通过具体实例分析和专门总结，对这些变体、变式运用的修辞价值和文体动因进行了探索。 谭先生的古诗修辞研究，在修辞格、句法修辞、篇章修辞、韵律修辞、词语修辞等方面，均有所发现和开掘，尤以对古诗中特殊辞格、句法形式或辞格、句法在古诗中的特殊运用的观察和分析眼光独到。他所总结和分析的古诗特有或特殊的辞格形式，有比喻的十种特殊形式，鼎足对、联璧对和流水对、句中顶真、镶嵌（嵌字、嵌数）、通感、复叠、对比（对照）、回文、用典、“似不通”、列锦等；特殊的句法形式或手段有省略、倒装（换序）、问答、意象组合（名词句）、排除、翻转、层深等等；特殊的押韵格式、篇章体式等也有所涉及。这些研究，专事查漏补缺，以语料收集运用的丰富典型和语言事实描写的细致精准见长，且新见迭出，使古诗修辞方式的研究更趋系统完备，同时也弥补了诗歌句法、韵律、审美等研究的某些不足。因其所论多为古诗读解中的疑难和特色问题，文风又深入浅出、亲切生动，对于古诗教学和鉴赏也颇具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 谭先生的古诗修辞研究之所以取得突出成就，重要的原因在于其研究具有鲜明特色，可概括为综合性、创新性、普及性三个主要方面。 一是综合性。正如著名语言学家刘叔新先生所言：“在古典诗歌的学术研究领域，长期以来，文艺学与语言学互不为谋，互欠沟通，多数文艺学论著往往忽略了对诗歌的语言修辞进行切中肯綮的分析，而一般涉及诗歌语言修辞的语言学论著，又多作浅尝辄止的老生常谈。”“不得不承认，能把语言学的方法、观念融入古典诗歌艺术分析中去的学人，毕竟还是凤毛麟角!”谭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凤毛麟角”的学人，他的古诗研究横跨语言学、文艺学、美学等多个学科，在理论、方法的运用上具有“打通”的综合性。 二是创新性。体现在选题新、语料新、观点新、方法新等四个方面。第一，选题新。他很多文章标题就包含“质疑、辨析、辨误、请教”之类词汇，还有大量论文则是他在教学、阅读中发现的新课题，内容则是对某些习非成是的成见（包括权威说法）进行挑战和质证，或是在人们熟视无睹的现象背后有了新的发现，或是在历代散落的零珠碎玉般的思想中找到了联系，然后细加考据，或连缀提升。如《通感散论——兼向周振甫先生请教》：“认为周先生所列举的诗词例句还值得斟酌，在对通感的理解上也有待于商榷。”因而引入权威理论和可靠材料“大胆质疑，小心求证”，从而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第二，语料新。谭先生古诗修辞研究论著，运用大量第一手的鲜活语料。看似信手拈来，实则源于废寝忘食的勤奋和孜孜以求的用心，来自他在读书备课过程中的日积月累、由博返约，也得益于他的博闻强识。以《古典诗歌“问答体”句法研究》为例，所引用及提及的语料二十多处，分别来自《诗经》、西汉、三国、南北朝、唐、宋、清等不同朝代的诗、词、曲作品，包括采自佛经的偈词、敦煌曲子词、民间演唱作品等。第三，观点新。对于不少修辞方式在古诗中的特殊运用，如三句互文、地名双关、同异对衬、时空对比、特殊叠字、句中顶真、多种比喻小类等；对于流水对、鼎足对、通感、“似不通”等的界定和演变，古诗中比喻与象征、修辞手法与写作手法的关联等，多有新的发掘和阐发。对于两类比较句式、平行语省略、能愿动词表否定、问答句法、次序变化等句法修辞手段，也做了不乏新见的描写分析。此外，在音韵修辞、篇章结构修辞、诗体风格修辞、鉴赏修辞等方面也都有所开拓。第四，方法新。其研究中用到的重要方法有归纳、比较、以点显面等。如《六言绝句散论——兼论诗歌六言句式的起源和兴衰》一文，令人信服地回答了六绝兴衰的音乐根源，因而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与肯定。他更多的论文采取微观研究路子，围绕以诗歌修辞艺术为中心的具体问题，如特殊的修辞方式、句法格式、韵律模式、篇章体式等内容，却能见微知著、连点成线乃至以点带面，综合在一起仍能给人整体印象，自成理论系统。 三是普及性。谭先生古诗研究文章，相当一部分发表在报纸杂志上，面向普通读者和中小学学生，简明通俗，熔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为一炉，龙虫并雕、雅俗共赏，颇受欢迎。对于古代诗词遗产具有重要的推广价值和普及作用。如他曾应邀为《语文知识》杂志撰写系列文章，如“诗的简约含蓄美”“诗的情景交融”“诗的比喻象征”“诗的比兴”“诗的动静交错”“诗的意象组合”“诗的视听通感”“诗的意境美”等八篇，旧题新做，融入新见，语言生动，举例鲜活，可读性很强。谭先生以大学教授和知名学者身份，能够放下身段致力于这项文化宣讲和社科普及工作，体现出的眼光、担当、胆识和底蕴，难能可贵、令人敬佩。
二、汉语修辞学研究 谭先生学识渊博，其汉语修辞学研究几乎涉及修辞学的各个方面，且大都堪称精品，建树良多。 1.词语修辞研究，论域宽广。在词语修辞研究方面，除专著《词语修辞与文化》之外，还发表论文二十余篇。著名语言学家宗廷虎先生评价说：“谭汝为先生的研究具有以下特点：一是立意新，善于从新角度抓题目；二是写得活，古今中外挥洒自如；三是由于他在古典诗词、修辞学、语言学等多门学科方面基础扎实，因此论域十分广阔……”另外，“该书将微观研究与宏观探讨结合起来，既高瞻远瞩，对学科的研究现状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又能具体入微，切中肯綮；另一方面，该书四个栏目中的文章能打通界线，具有兼类和跨学科的特色，从多角度显示出修辞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从而自然而然地表明了修辞学的特殊性质”。 谭先生发表的研究词语修辞的论文，涉及内容非常广泛。其中对于人名、地名、店名、堂号斋名、楼盘名、书刊物、译作名、球队名、菜肴名等取名修辞艺术的研究，着力最多。其中有研究名称音韵修辞的、研究取名方式的、研究词语修辞文化的、综合研究词义修辞的，论域十分宽阔。 2.句法修辞研究，多有创见。在句法修辞研究方面，谭先生的专著《诗歌修辞句法与鉴赏》，著名语言学家刘叔新先生评价道：这是汝为先生第二部研究诗词语言运用问题的著作。观点更鲜明，论述和分析技巧更趋于纯熟。学界毕竟出现了一位比较成熟的汉诗言语手段研究者，由他开拓出了诗词语言修辞分析的新路子、新境域。这是很难得的，是学坛的幸事!中国诗学可能由此丰富自身的内容，在更大的广度和深度上发展……句法编中也有一些小节，提的问题是比较新颖而且观察得相当明锐的，像“比较句式”“平行语省略”“能愿动词表否定”等。加上不乏新见的描写分析，这部分内容相信能给读者留下诗词特殊句法灵活有趣的印象，给诗词句法手段或功能风格的研究者以有益的启发。在“句法形式”方面，谭先生提出并论述了“排除句法”“翻转句法”“设想句法”“层深句法”“透过句法”等五种为诗歌所常用的句法形式。 谭先生发表研究句法修辞的十余篇论文，有综合研究古典诗歌的句法修辞的、有专论某种语体的句法修辞的。其中对于词序修辞的研究用力较多，发表文章五篇，如：《词序论说》《词序变化与修辞》《词序颠倒，形舛实妙——谈一种特殊的修辞方式》《古典诗歌“逆挽倒装”句法例论》等。 3. 辞格修辞研究，别有洞天。在修辞格的研究方面，著名语言学家刘叔新先生对《诗歌修辞句法与鉴赏》修辞格研究部分评价是：汝为兄本擅长于汉语修辞学研究，且谙晓诗词，自幼能背诵诗词数百首。有这样的学业背景，在新著中突出了首编修辞的内容，就是很自然的。修辞编确实丰富多彩、见解精到，而且表述流畅、运笔自如，最能体现作者的功力和所长。这编设三十小节，论列诗词中应用的二十来种修辞手段和方法，可谓详尽周匝。 这当中，不乏新的发掘，如提出“三句互文”“地名双关”“同异对衬”“时空对比”“特殊叠字”等修辞手段，就是作者独具只眼的发现和创见。而讨论流水对的辨误、喻体的选择、比喻与象征的关联及视听通感等问题，也多有新的见地和阐发。一般谈得很多的比喻，在这里是分为“比喻与象征”“比喻形式”“散曲博喻”“喻之二柄”“喻之多边”“省去喻词的比喻”“喻体选择”等八个方面来论析的，每个方面都自成一小节。真称得上条分缕析，细致深入。 读者读了三四小节，可能忖度，这个老生常谈的比喻问题该是谈得差不多了，前面应“无路”；可是读下去会生惊讶：峰回水转，竟然又见开朗的江天!作者抓住了诗词中比喻手段的应用特点，把一个最普通的、人们最熟知的修辞格谈得新颖别致、富于新意。 通读修辞编以后，使人看到，诗词中的修辞方法和手段五光十色，高妙灵巧，确实有大异于一般文字著作修辞方式的独特风貌。修辞编内容的全面性和新见部分，无论是对诗词言语方式的深入研究，还是对诗词的鉴赏、分析和创作，都是很有助益的。综观谭先生的修辞格研究，不仅涉猎广泛，而且多有创建。譬如其对比喻辞格的研究，不仅论文篇数多，对比喻的内容涉及面广，而且通常都是细致深入、别开生面的。譬如，仅《古典诗歌的特殊比喻形式》一文，就研究了互喻、倒喻、顶喻、共喻、双喻、连喻、骈喻、较喻、否喻、博喻等十种比喻方式，其中大多数都是发人之未发，论述精湛，别有洞见的。 4.综合性修辞研究，视野开阔。谭先生关于修辞综合性研究的论文，涉及修辞与文化、修辞与语用、修辞与言语交际、修辞的真善美、模糊修辞、诗歌修辞以及关于修辞学研究的新领域、发展动态和发展前景的展望等许多方面。譬如，他的《汉语修辞研究的十个新领域》一文，就对修辞学界所涉及的十个研究领域及其研究成果，进行了比较清晰而精准的概括。 谭先生修辞研究的丰硕成果，受到海内外学界的瞩目。1998年，台湾中华修辞学会首次邀请大陆修辞学家出席在台北举行的两岸修辞学高端学术研讨会。发出邀请名单：上海外国语大学王德春教授、南京大学王希杰教授、复旦大学宗廷虎教授及其弟子吴礼权博士、上海财经大学彭嘉强教授、天津师范大学谭汝为教授——谭先生在中国修辞学界的威望和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综观谭先生的修辞学研究历程，广泛汲取相邻学科研究成果的滋养，将多学科理论素养融会到研究实践中，夯实根基，开拓视野，磨砺意志，提升境界。撰文著述已成谭公生活的第一要义，多年来与青灯黄卷相伴，“不知东方之既白”“诗情不似潮有信，夜半灯花几度红”，正是他勤苦治学的生动的写照。 三、民俗语言研究 20世纪90年代中期，谭先生开始对民俗语言进行研究，进入21世纪后，他凭借汉语词汇学和修辞学的深厚学养，连续发表民俗语言方面的研究论文二十多篇，在学界引起很大反响。谭先生主编的《民俗文化语汇通论》，系天津市“九五”社科规划重点项目，是多年研究成果的积累。这部专著突破传统语言学固有格局，把词汇学、熟语学、文化语言学、民俗学紧密结合，极富创新性。该书内容丰富，颇有理论深度，一方面揭示了众多词语和语言现象的历史源流，另一方面又密切联系这些语言的现实状态，稽古察今，博古通今。 《民俗文化语汇通论》的学术意义和价值，北京师范大学刁晏斌教授概括为四个方面：第一，把民俗文化语汇作为研究对象，具有学科上的意义和价值；第二，进行了很多理论上的探讨和阐释，具有理论上的意义和价值；第三，展示了多种极具可操作性、类推性、挑战性的方法，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和价值；第四，本书的涉及面几乎达到了对民俗事象无遗漏的全方位覆盖，探索了许多民俗语言现象的来龙去脉，具有很强的知识性、资料性、趣味性和可读性。 广东肇庆学院孟建安教授认为，该书具有非常鲜明的方法论意识，主要表现在：一是语言学与民俗学互为观照。二是静态考察和动态分析的相辅相成性。三是现象描写和理据阐释的有机统一性。对民俗文化词语既注重现象描写；又突出源流阐释，以揭示其形成和运用的民俗文化理据，以及语言学理据；把二者捆绑在一起，难分彼此。 这部研究专著，获得中国民俗语言研究领军人物曲彦斌教授的赏识，在中国民俗语言学会换届时，谭先生荣任副会长。
四、天津方言研究 天津方言是我国语言文化花园中的一朵奇葩，是天津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语言文化传播和融合中，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竞争力。无论从学术研究，还是从社会文化需求的角度，或从方言文化保护，落实前辈学者殷切嘱托的角度，编撰出版一部高质量的《天津方言词典》，具有填补空白和抢救遗产的双重意义。谭先生勇敢地担起重任，历经四个寒暑，呕心沥血，精心编纂，于2013年初完成初稿，经十二位天津籍学者分别进行认真审改，并广泛征求各方人士的意见，先后五次修订，近日将由天津人民出版社隆重推出。词典广泛收录了天津方言词语（包括俗谚、歇后语等）七千多条，全书约六十万字，包括词条、注音、释义、例句、辨析等几个部分。词典附录包括：天津民俗文化词语、天津方言亲属称谓一览表、天津方言词缀分类一览表、天津方音与普通话发音系列对照表等内容。 津沽文化巨擘来新夏先生为《天津方言词典》撰写“序言”指出：“这部词典体现了谭先生研究天津方言的学术特色，第一，他广泛涉猎前人的著述，吸收前人的经验，但不局限于文献圈中，而是在坚实的文献基础上，亲赴现场采访记录，使文献与田野相结合，如亲至皖北地区调查天津话的语源，增强了语词的精确性。第二，《天津方言词典》不仅只是词典，而且还包括俗谚和歇后语，又附了天津的文化词语、方言称谓和方言词缀等表，成为一部知识含量丰富，知识结构全面，方便读者使用的工具书。第三，谭先生对每个词语都经过反三复四地考研，做到形、音、义具备的语词，形成天津方言走向完整的语言系统，甚至对有些词语进行艰难地探求和思考，使《天津方言词典》成为一部有创意性的学术著述。第四，也是我最赞赏的一点，就是谭先生治学经历中的与时俱进精神。从《这是天津话》和《天津方言词典》二书的前言比照，就看出谭先生不墨守成规，而是注重语言与语境变化的重要关系。赋予天津方言以新的生命，加强人们对天津方言的新认识。谭先生编纂和出版《天津方言词典》，是李世瑜先生的嘱托。我既为世瑜学长所托得人鼓呼，又看到谭先生尊重先辈遗愿的品格。不掠美，不自炫，是每个学人应具的品德。” 与《天津方言词典》同时出版的，还有一部凝聚多年心血的专著《天津方言文化研究》，全书近三十万字，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对天津方言、天津方言岛做简要介绍，对“卫嘴子”的特点和成因进行阐释；第二部分从语言学角度，研究天津方言在语音、词汇、语法和修辞语用上的特点；第三部分以津沽文化为背景，着力研究天津方言与地域文化的关系；第四部分阐释天津方言发展前景。全书结构严谨，语料丰富，深入浅出，娓娓道来。 这部专著是对《天津方言词典》的有力补充，理论的升华，详尽的诠释，使二者异曲同工，相济互补。著名历史学家罗澍伟先生为该书作序，认为这部专著：“文不加点，信而有征，佳作也，把这项研究放在具有丰厚文化底蕴和浓郁的地方特色的天津文化中覼缕探究，据我所知，还是第一次。” 对天津方言的研究，谭先生特别重视田野调查。除在天津市区和周边地区的调查外，作为天津市政协文史委组建的“天津方言寻根调查组”的主要成员，谭先生和南开大学马庆株、曾晓渝、杨自翔等教授，于2010年和2011年，两次赴安徽专题调研，先后到蚌埠、固镇、凤阳、蒙城、合肥等地进行方言田野调查和民俗文化考察。最后确定了天津母方言——皖北方言区的四界范围，取得了丰厚的调研成果。其最终研究成果《天津方言研究与调查》将于近期由天津人民出版社推出。 五、天津地名研究 谭先生的力作《天津地名文化》出版于2005年，该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天津地名漫话，包括地名与文化、地名与民俗、地名与语言三个方面；第二部分天津地名考，从政区、街道、里巷、区片、自然地理实体、名胜与纪念地、历史地名等七个方面，考证上百个地名的来龙去脉；第三部分津门胡同考，考察著名的十六条胡同的得名理据及历史沿革。
著名社会历史学家李世瑜先生为《天津地名文化》所写“序言”指出：“老友谭汝为教授是对天津地名工作做出卓越贡献的专家之一。他淹通地名学所涉及的各科知识，且有其独特的研究方法，特别是田野工作方法，研思覃深，未尝稍懈。他既善于利用古今前人成就，又对前人成就进行拾遗补缺纠谬。既多创为新说，又标举掌故以实其说。近年来，汝为在各报刊频频发表关于地名的各种文章，我每见之辄反复阅读，增长识见颇广，甚佩其博学多识，功力精到。迩来又遴选部分篇章辑为《天津地名文化》一书，是为其阶段性结集。我有幸于该书出版前获读全稿，深感此书是一部好书，不惟内容丰富，可读性强，且很有实用价值，不独为检索地名的工具书而已。此书中就已有地名分条析缕，创通体例，于史地政经之外，人物、事件、民俗、国际无所不包。对于已经消失或行将就淹的地名也酌为甄采，用备考证，亦资凭吊……地名蕴含广泛，其兴起、应用、沿革、消亡都莫不有其文化因素。汝为则谓：地名为城市凝固的自传。此语深获我心，故若称此书为一部以天津地名为中心的城市别史，不亦宜哉!我期待着汝为的第二部、第三部……地名学著作能早日陆续面世。” 谭先生与弟子刘利祥合著《天津地名故事》，系统而详尽地记载了天津历史地名的故事传说，阐释新老地名的典故由来，雅俗共赏，妙趣横生。全书四十万字，由天津得名、老城名街、老地名、地名变迁、老胡同、交通地名、军事地名、人物地名、租借地名、名胜古迹、名村名镇、滨海新区等十二部分组成，含一百五十个地名故事，涉及近千个地名。他强调：一个老地名，也许就是一个故事、一段历史……地名是人们识别不同地域的符号，是人们社会交往的工具，也是社会发展留存的痕迹。在时空浩渺的历史沧桑中，为数众多的古遗存湮没了，但只要留下地名，后人就能凭借这个地理坐标去探源历史，寻踪觅迹。
作为天津市地名委员会办公室和天津市地名研究会的顾问，十多年来，谭先生积极参与天津城市建设新地名的命名以及各区县、滨海新区地名规划的审议工作。天津师大新校区路名和楼名命名，也凝聚着谭教授和其他专家付出殚精竭虑的心血。 六、学术研究接地气 2004年，谭汝为教授被天津市人民政府任命为天津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他积极参与本市的语言文字工作，对语言文字工作干部和普通话测试员进行培训讲座，宣传贯彻《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把语言学理论与社会语言文字应用相结合，发挥语言文字规范的研究者、宣传员、监督员的作用，为创设和谐的语言文字环境，为促进我市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新贡献。谭先生多次荣获“天津市语言文字工作先进个人”“天津市语言文字工作特殊贡献奖”“天津市社会科学普及活动优秀工作者”等奖励。 谭先生是津沽文化研究承上启下的领军人物。他积极参与天津历史文化研讨的各类学术会议、学术活动以及科普工作，多次发表面对不同层次听众的有关津沽文化的学术演讲。在反哺社会的同时，获得天津父老的赞扬和支持。他说：“开展津沽文化研究，首先出于与生俱来的乡梓情结，另外应有眼光、有胆识、有底蕴、有担当，置身于地域文化姹紫嫣红的原野，看到有无数的奇花硕果等你采摘，那种兴奋心情真是难于言表。只要沉下心来拓荒垦种、苦心经营，丰腴的民俗文化沃土必然会呈献丰收果实以回报。”“社科工作者，尤其是已取得相当研究成果的老年学者，应以反哺社会，反哺民众为主旨，把社会和人民多年哺育自身而获得的系统的学术理论，用社科普及的方式回报社会，回报父老乡亲。把专精深奥的学术理论化为通俗的、简明的知识，普及社会，普及大众。” 多年来，谭先生身边团结了一批民间学者。他们在津沽文化研究上昭示出超众的热情和雄厚的实力，显示出独特的视角和方法，扎实的成果和学风。谭先生已成为这支民间学术团队的核心人物，大家彼此策应，团结合作，携手攻关，成果迭出，遂使天津地域文化研究承前启后，薪火相传。 从厚重而多元的津沽文化研究成果中，可以窥见谭先生的理论修养、知识结构、实践能力和学术底蕴。谭先生学术研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接地气”，摒弃学府气和学者派儿，虚下心来，俯身向下，选择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课题进行钻研；在志书史料中挖掘，在民间学者中汲取，在前贤基础上升华，在田野调查中检验，坚持不懈地扎实挺进，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才取得具有开拓性的成果。在为桑梓文化深入发展尽心尽力的同时，他感到生活充实，心境惬意，焕发了青春。 2006年，在天津市社联和天津图书馆联合举办的“天津历史文化行系列讲座”中，谭先生分别做“天津地名与地域文化”“从语言学角度论析天津地名”的学术报告。近年来，应邀到有关区、县、委、局和大专院校先后做津沽文化讲座二十多场，主要讲题是：“天津地名的社会语言学分析”“天津地名的文化阐析”等。在“渤海名家大讲堂”先后做“天津方言与地域文化”“天津方言与津味相声”的学术演讲。他的的学术演讲，会场爆满，掌声不断，上下互动，笑语欢声，气氛热烈，效果颇佳。 2008年，在天津电视台公共频道推出“这是天津话”系列节目，连播二百四十期。谭先生每天讲评一个典型的天津方言词语，对数百个原汁原味的天津方言历史词语，进行词义解释、词源阐释、语境和语用特点的分析。这个系列节目，因贴近现实生活，引发浓郁乡情，受到普遍欢迎，重播多次。在演播文稿的基础上，完成三十万字的专著《这是天津话》，2009年由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引起社会强烈反响。 近年来，谭先生在《今晚报》《中老年时报》《每日新报》《城市快报》等媒体先后推出“词义探幽”“天津方言”“天津俏皮话”“天津卫老胡同”和“天津地名考”等专栏，发表关于天津城市文化的科普文章数百篇。这些文章，将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冶于一炉，可谓龙虫并雕、豪婉兼擅、雅俗共赏。 七、修辞实践重文采 谭先生始终对学术、对教学、对生活充满蓬勃的热情。他总能与时俱进，站在时代的最前列，甚至颇为“新潮”。他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写作博客以影响公众，惠泽青年。谭先生曾经在其博客上开设“谭老师谈诗”的公益讲座，每天一讲，连续四十讲。一日数千字的博文，昭示倚马可待的才思和笔耕不辍的精神。 在中国语言学界，谭汝为先生是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得完美的学者之一。作为著名的修辞学家，他的各类言语作品极富文学意味，脍炙人口，耐人寻味，可谓修辞理论与实践俱工。他的言语作品宏富，各类文体兼擅、各种语体并长。据初步统计，汝为先生在学术论著之外，还发表语言文化小品五百多篇，学术讲座或报告近四十场。 谭教授的生花妙笔，与其博闻强记的旧学功底和擅长表达的修辞造诣密不可分。谭先生秦文汉赋、唐诗宋词的名句，信手拈来，裕如吟诵。他主张在内容与形式统一的基础上，十分注重学术论文的文采。他在《论文与文采》一文中指出：“文采，指语言运用技巧和表现力。所谓有文采，就是用词贴切，句式灵活，善用修辞，富于表现力，文章可读性强。”“注重文采是学术传统，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学术就是把高深奥妙的问题讲得明白如话，让老百姓读得懂。”“阅读优秀的学术论文，其中新颖的理论见解、精深的逻辑推理令人赞佩；同时，丰富的词语、多彩的佳句、别致的陈述、流畅的笔调、典雅的气韵，使读者欣喜、赞叹，犹如步入园林或荡舟西湖的感受。”“论文求文采，以深沉的理论思考奠基，加上诗的精巧，散文的神韵，音乐的流畅，才能令人耳目一新。人文类学术论文只有插上文学翅膀，才易于被人欣赏和接受；而枯燥的名词堆砌，艰涩的语句排列，其功能就是催眠。” 谭汝为先生的修辞实践睿智而清新，且与时俱进。他理论与实际结合，继承与创新并举。既佳作迭出，又妙语连珠；既擅长杏坛授徒，又能表演相声；既有理论建树，又工诗词擅小品；既有脍炙人口的名篇佳制，更有富于时代气息的网络美文。无论传道授业，还是论学聊天，在汝为教授的身旁总会漾起阵阵笑声，令人感受学术生命长青的无穷魅力。 八、尊崇前辈，奖掖后学 谭先生的高尚人品，特别体现在对前辈学者发诸心田的尊崇备至，对晚生后学则不遗余力地奖掖提携。 谭先生长期担任天津市语言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他事无巨细，全身心投入，把学会办得生气勃勃，成为团结且具开拓精神的学术社团，多次荣获天津市社会科学界优秀学会和十佳学会的殊荣。他本人则被市社科联学会部领导誉为“最佳秘书长”。担任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以来，为推动各省市学会工作开展，他努力促成学会天津联络站的成立。 在天津地区，积极发展普教系统会员，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开展与教学教研实际相结合的服务社会、服务基层的工作，使天津地区语文现代化事业朝气勃勃，走在全国前列。 谭先生对前辈学者怀有真切的感恩之心，他对学会名誉会长、人瑞泰斗周有光先生可谓崇敬之至。多年来，每逢周公寿诞，他总是张罗着京津和外地友人前往拜望。在他的博客中，搜索“周有光”三字，可谓“连篇累牍”，字里行间充满敬仰的深情。在天津师范大学语言学名家曹聪孙病逝后，他不忘师恩，四方奔走，全力促成“曹聪孙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的召开。在会上，他做了“泰山北斗，谦谦君子——沉痛悼念著名语言学家曹聪孙教授”的学术发言，并撰写洋洋万言的文章，忆念和追怀前辈师长。 作为天津方言和天津地名文化继往开来的集大成者，谭先生始终尊前辈学者李世瑜先生为师，他在《李世瑜：天津方言研究之巨擘》一文中写道：“我在撰写《天津地名文化》书稿时，每有疑难问题向老人请教时，总能得到三言两语解惑性的指导，切中肯綮，醍醐灌顶。”在李老生前，他就积极联络有关社团和单位，成功举办了“李世瑜先生社会历史学学术研讨会”。在李老逝世后，他积极奔走和有关单位举行“李世瑜先生逝世百日纪念会”，并做《李世瑜先生的学品和人品》的主题发言。他将李老治学特点概括为四：研究范围广博、研究成果厚重、研究经历奇特、研究方法创新——其实，这何尝不是谭先生本人的学术特征? 史学巨擘来新夏先生九秩华诞前夕，谭先生正全力修订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巨著《天津方言词典》，确实无暇旁骛。但当学术期刊向他约稿，要求十天内提交一份一万五千字的全面论述来老的人生道路、治学特点和人格魅力的论文时，他在百忙之中完成了这个神圣的使命。这篇文章如期在《社会科学论坛》上刊发，还在天津报刊上连载，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好评。 由于近四十年从教生涯的浸染，在谭先生身上凝结着鲜明的“烛光精神”——无私地燃烧自己，照亮他人。“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这种奖掖提携后学的拳拳之心，感人至深。在津沽文化研究中，谭先生虚心向师友请教，与许多志同道合的学者交谊深厚。他曾多次向李世瑜、来新夏、张仲等老一辈学者请教问题，来新夏“晚年变法”的学术转向；李世瑜社会历史学田野考察的理论和方法；张仲的民俗研究实践，都促使他不断深入生活，厚积薄发。另一方面，谭先生不忘对中青年学者奖掖和扶植，天津不少中青年学者都得到他的提携和帮助。谭先生多次为津沽文化学者出版的著述作序题跋，如：穆森、朱起鹏的《西沽：一个运河村落的前世今生》、王和平的《天津吆喝》、郭文杰的《陈家沟记忆》、邢凯的《卫嘴子嚼字儿》、李中立的《杨柳青古诗萃》、赵永强的《这是天津味儿》等等。 与谭先生有三十五年情谊的弟子赵永强先生，是天津饮食文化学者。他在《这是天津味儿》后记写道：“恩师谭汝为教授，不但为本书作序，还惠赐多篇美文，并对全书把关、修饰、审定，他是本书的实际编审者。”谭先生在该书序言写道：“天津美食家赵永强先生编撰的《这是天津味儿》，谈肴馔制法，也谈食家感悟，但却避开了滞实与玄虚。其特点有四：一是寻根溯源，务实求真；二是善作对比，正本清源；三是文笔清秀，图文并茂；四是名店指南，足可按图索骥。”可谓画龙点睛、鞭辟入里。 谭先生与《千秋功过袁世凯》的中年作者周醉天先生，虽相见恨晚，但一见如故，心志相通。周醉天新书发布后，谭先生多次赋诗鼓吹，倾力相助，推荐天津图书馆《海津讲坛》邀请周先生做专题讲座。在周醉天先生应邀就“袁世凯与天津”专题讲座时，主办方临时邀谭先生针对学术讲座进行点评。周先生的精彩讲座和谭教授得体的点评，相得益彰，受到读者热烈欢迎。在回程车上，谭先生吟绝句四首，以记其事： 北洋褒贬各家殊，矮子看戏万众呼。 隐恶伐善成一统，摇唇障目巧言污。 日月沉浮遮望眼，春风不度暗幽燕。 与君同上宁园塔，散雾拨云见洞天。 新政北洋惠津门，项城才调更无伦。 千秋功过从头数，实录堪为万古魂。 草根津门文字交，青灯华发读残宵。 书生胆剑唯真善，鹤鹭颉颃翱碧霄。 这既表达了对周醉天先生勇于实事求是评价历史人物的倾力支持，又昭示出谭先生拔出流俗的历史眼光。 谭先生对于律师、作家、文化学者李有华的创意作品“史记扑克”的奖掖，独具慧眼且倾尽全力。他在白内障手术住院前夕，不顾眼疾，连夜撰写长文《史笔求真·创意维新——李有华“史记扑克”启示录》，高度提炼该创意作品的价值和意义，并由此引申对当今人才培养机制的拷问——“李有华金字塔式的知识结构，相得益彰的人文根基，多维视野的文化目光，多姿多彩的职场经历，辐射发散的兴趣爱好，通才杂家的综合能力——对于中国教育模式和人才培养提出了严厉拷问：多年来，我们习惯于按僵死模式管理师资，培养学生，于是，用砂轮磨，用绳索捆，用布条缠，用铁丝绕，用罗网罩，用筛子滤，用模子扣……宛如栽培病梅，恰似训制淑女，类同集训奴婢，甚如净身太监。中年学者李有华历经磨练的脱颖而出，使我们感受到一种心灵的震撼!当今摒弃名利，自由发展的读书种子，实在寥若晨星!龚自珍一百七十年前的厉声疾呼——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仍响彻耳畔!”谭教授这段振聋发聩的论述，确实发人深省! 谭先生对津门晚辈学者，总是不遗余力地热情推介和点拨引领。在谭先生关于天津民俗文化多次大型讲座中，总将最后一段时间，留给年轻的弟子们登台表演与讲座主题相呼应的相声。在这种聚焦瞩目的场合，这种奖掖后进的舐犊之情确实令人感动。 九、幽默诙谐见性情 从谭教授的治学经历和学术成就，可清晰窥见其学术传承脉络——例如从他的汉语诗学理论和词汇语义研究上，可看出师承南开大学著名语言学家刘叔新先生的薪火衣钵；从天津方言研究上，可看出深受著名社会历史学家李世瑜治学风格的影响；而在“晚年变法”潜心天津文化研究上，又折射出史学巨擘来新夏先生的研究路数。正是这种取法乎上的研究路径和自强不息的学术精神，使谭先生的研究不断开拓，硕果迭出。更令人瞩目的是：他与生俱来的幽默风趣、外圆内方的性情，构成独特的性格特征。这恐怕既得益于深受其新会乡贤梁任公文脉才思的影响，更得益于津沽大地以相声为典型代表之幽默氛围的熏陶与造就。 中年学者赵贤德博士曾撰文谈道：2010年10月，笔者在武汉大学参加中国语文现代化学术会议，在数十位代表乘大巴车外出考察途中，为消除旅程的单调与沉闷，作为学会领导的谭先生和教育部袁钟瑞先生，在事先无准备的情况下，临时为大家表演相声。两人一个接一个的笑话段子，表演了半个多小时。车上笑声和掌声不断。大众场合如此，私下交流亦如此。每次在学术会议的间歇，在谭先生的身旁总是笑声不断，如沐春风。 凡与谭先生接触过的故友新朋，对此皆印象深刻。谭公谈吐诙谐，言语流畅；妙笔生花，修辞精当；叙事论理，切中得体；刺虐刺贪，入木三分。每与谭公聚会，三杯两盏过后，必发展演变成一场“笑”的堂会，相声快板加小品，欢歌笑语情悠扬——幽默与诙谐集结，睿智与机敏荟萃，知音与默契相得。 谭先生的幽默，既是人际交往的润滑剂，更是传播知识的助推器。天津人民广播电台滨海频道编辑于霁丹《天津文化的典型代表》，就记述了谭先生在电台做系列讲座节目的情景：“先生每次前来，一进录音间就是半天，可以连着录上四五讲，中间顶多休息一次——这让我们专业播音员都钦佩不已。由于多年致力于天津方言研究，他在讲座时语言流畅，幽默风趣，常在谈笑间，就将很多知识和学术成果讲给听众。不但受到广大听众好评，就连录音间外的第一听众——录制部的录音员们都拍着大腿，啧啧称赞!渐渐地，我们都盼着先生来录节目，等着听中间休息时先生幽默逗趣的小段子。他就是天津‘哏都’‘全民幽默’性格的代表：不仅出口成章，而且张嘴就是包袱，顺口就是段子，是一位‘倍哏儿’的小老头儿。” 纪伯伦说，幽默感就是分寸感，谭先生则强调幽默的最高境界是“得体”。对此，他阐述道：“首先，幽默是睿智的标志，是热爱生活的体现，是胸襟宽阔的昭示，是心灵求真向善的反射。而‘贫’却是耍贫嘴，格调低俗，趣味低下，内容猥琐，难登大雅。其次，幽默是智者的通行证，凭借它可以出奇制胜，一笑泯恩仇，四两拨千斤；幽默是弱者的快活林，依赖它可抚慰自身心灵创伤，保持惬意乐观的心境。而耍贫犯贫者，却难以窥见生活哲理的实质，因而境界浅陋，见地皮相，絮叨可厌，令人腻烦。第三，幽默是哈哈镜，在由讽刺激发的朗声大笑之后，人们可以观照自身的种种缺欠，从而反躬自省。真正懂幽默者与人为善，敢于解剖自身，甚至拿自己开玩笑，显示出强者的磊落胸怀。而犯贫者却乐于拿别人的生理缺陷或痛苦经历找乐，中着不着，弄巧成拙，自找没趣。第四，幽默是人际关系的粘合剂，足可驱散陌生，摒弃冷漠，冰释误解，化解纠纷，在会意的笑声中，沟通心灵，道德自省，提升品味。而犯贫者却无自知之明，耍小聪明，占小便宜，在人际交往中缺乏自重心态和合作原则，最后陷于孤立境地。” 谭先生的幽默，昭示心胸豁达，体现才思敏捷。无论生人熟客与之攀谈，来言一出，去语即随，犹如捧哏大师，不期而然地层层推进，直至跃上幽默效果的峰巅。其中几入化境的，是他的自嘲，就是敢于、勇于拿自己找乐。对于自视颇高，却被名缰利锁捆绑而锱铢必较的学者来说，这简直是难以想象的!每与新老朋友聚会，谭先生尊重在座每位朋友，尤其是中青年学人——在他的感染下，在惬意的欢笑中感受幽默的魅力和友情的可贵。与其相晤，周遭人全无距离感，皆可获得轻松愉悦的精神享受。 周国平认为，通过自嘲把自己的弱点变成特权。对于这特权，旁人不但不反感，而且乐于承认。傻瓜从不自嘲，聪明人却嘲笑自己的失误。天才不仅嘲笑自己的失误，而且嘲笑自己的成功。谭先生不愧为睿智苑中高手，快活林内掌门。“驾驭语言的天才”这顶桂冠，对于谭先生来说，可谓：实至名归。 十、学术打假显英豪 谭先生在担任天津市语言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期间，为了捍卫学术共同体的尊严，主持学界正义，团结海内外学人，积极投入到与天津外国语大学沈某某剽窃案的斗争中。2007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谭先生任主编之一的《震惊海内外的学界大案始末》一书，就详细记述了被誉为中国学界打假“第一案”的全过程。时任天津市社科联党组书记的万新平研究员，在该书序言中写道：“社会科学界的学术团体应该把维护学者权益，打击学术腐败行为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在这方面，天津市语言学会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书中收录了谭先生撰写的《天津市语言学会在“名誉权案”上诉庭审的发言》《天津市语言学会在上诉庭审的辩论词》等重头文章，为天津市语言学会最终取得决定性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打假案前后历经三年，在那段时间里，谭先生一方面不放松教学科研，另一方面全力以赴地投入打假案斗争的庭审和组织工作。为激浊扬清，争取学界专家支持，他多次接受报纸、网络、电视台等新闻媒体的采访，花费了大量心力。真理战胜谬误是铁定规律，案子胜利了，但谭先生却憔悴了许多。自始至终，谭先生没有一分名利可图，但投入了许多个人的物力和财力。 支撑谭先生学术打假斗争的，就是横亘于胸臆之中的正义感与责任感。2007年11月初，南京财经大学沈木珠、张仲春夫妇，以学术批评侵害了他们“名誉权”为由，把武汉大学李世洞教授和学术批评网主持人杨玉圣教授告上南京鼓楼区人民法院。于是，一场马拉松式的所谓“损害名誉权” 系列官司闹剧拉开了序幕。用李世洞教授的话说：谭先生从事件一开始就毅然决然地跳进了我们的“战壕”。他之所以如此，就是源自对学术不端行为的义愤和对祖国学术事业的关注。谭先生于2007年12月7日，在学术批评网上刊载《正常的学术批评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呼吁学界密切关注沈木珠诉李世洞案》。2009年1月12日，谭先生在《北京日报》发表《2008年学界万象要览》，列举了十四件大事，其中第四件就是沈木珠诉讼案。指出该案涉及学术批评与法律责任之间的界限这一关键问题。他认为：学者存在不同意见、不同看法，完全可以通过辩论争鸣，批评和反批评来解决。学者的学品人品声誉名誉，主要依自身行为证明，靠群众口碑评价。动辄诉诸法律解决学术评价问题，是否明智，是否必要，是否可行?他更强调指出：人民法院如果支持极个别学者所谓“侵犯名誉权”的起诉，将使从事学术批评的学者动辄得咎，甚至从此学乖缄口，放弃揭露和批评，其后果将给学术事业带来重大损害!这篇文章振聋发聩，句句在理，令人心服。 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指定天津和平区法院接管南京鼓楼区法院迟迟不结的沈案。在是年6月的庭审中，谭先生以代理人身份坐在杨玉圣身旁，和对方展开“唇枪舌战”。这使沈、张一方对谭先生更加仇恨，遂使出惯用的“杀手锏”——发“侵权通知”来进行恫吓。2013年4月，一封快递送达谭府。 岂料谭先生竟以一首打油诗轻松而幽默地作答：“侵权通知收到，纯属无理取闹。尔再来信拒收，惟盼法院传票。速去鼓楼起诉，庭上普法布道。我正闲暇无事，且喜解颐逗笑。”真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2013年9月5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驳回沈、张上诉，维持原判。这对“法学家”夫妇挑起长达七年之久、连续二十一个所谓“名誉权案”，以其彻底失败收场。在学术打假引发绵亘近十年的两起名誉权讼案中，谭先生表现出爱憎分明、侠肝义胆与理性成熟的性情。这种真性情、真友情，在当今学界弥足珍贵。 十一、结束语 谭先生治学之所以拔出流俗、自成一格，始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挚爱，源自学者的社会责任感和学术服务社会的意识；得益于对历史与现实文化的深刻理解与把握，以及追求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风骨。在天津文化圈，乃至在海内外修辞学界，先生儒雅睿智、博学多识和开朗幽默的性情，尤其是正直坦诚、敢作敢当的精神，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汝为先生在坎坷艰辛的环境里，数十年专心治学，矢志不渝，一以贯之。其锲而不舍的治学风范，自强不息的坚韧意志，踵武前贤、垂范后昆的霁月情怀，自成一格的治学之道，对于学界后人，岂止讴歌礼赞，更应承继赓扬! 参考文献： （此文发布于2014-07） |
|
| 【打印】 |
